讓股票流動起來
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在承擔了飛樂音響發行之後，第二年1月14日，又承擔了上海延中實業有限公司發行10萬股，每股面值50元。
兩家股票發行之後，問題來了：股東們想轉賣自己手中的股票，社會上還有人想買股票，可這個交易卻無法完成。
那時的中國人，只是從茅盾的小說《子夜》中依稀對股票交易所有一點印象。 股票幾乎就和資本家、貪婪、投機這些明顯帶有反面意味的詞彙聯繫在一起。
在上海，更被人們熟知的，是共產黨人解放上海之後打的“銀元之戰”，對手就是上海證券大樓裡的舊社會投機商。 軍隊出面一舉端掉了上海證券大樓，將其中的投機分子一舉逮捕。 自此以後，雖然出於融資的需要，天津和北京還辦過證券市場，但到1952年，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天津和北京的證券交易所被關閉，證券交易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
上海公佈的《關於發行股票的暫行管理辦法》中規定：“凡股票持有者要轉讓股票、需通過代理髮行公司代為尋找客戶。”可是另一方面，對代理髮行公司卻一直沒有買賣股票的明確許可。
找到靜安營業部要求股票交易的人越來越多，但黃貴顯卻無能為力。 有一位老股東憤憤然的一句話給黃貴顯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女總要嫁，有兒總要結婚。這樣不婚不嫁，難道只好等到老死去買棺材？”
黃貴顯見識過茅盾筆下的舊上海證券市場。 1946年，時年18歲的黃貴顯進入“十里洋場”一家外資銀行當學徒，後來還當上了上櫃組負責人。 而當時為了做好“小飛樂”和延中實業的發行，黃貴顯還請了幾位舊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老經紀人當顧問，這可都是當年在上海金融圈裡翻雲覆雨的人物。
拋開那些對股票市場投機性的道德批判，黃貴顯明白，股票發行是一回事，股票交易是另一回事。 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 真正堪稱股市的，其實是二級市場，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場。 那才是股票的生命力所在。
黃貴顯向人民銀行寫報告申請開放股票交易，報告寫了一次又一次，卻石沉大海。
直到1986年，中國股市的誕生才迎來了轉機。 那一年，上海被指定為股份制試點城市。
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體改辦的人找到靜安營業部副經理胡瑞荃，告訴他第二天有個反映開放股票買賣要求的好機會，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要聽取關於股份制工作的匯報。
胡瑞荃回憶，出席會議的是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還有即將搞股份制的企業負責人。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他恰好坐在江澤民的對面。
胡瑞荃匯報了靜安分公司對股票流通和建立股票二級市場必要性的看法，並把事前帶來的報告交了上去。 那篇匯報的題目有別於公文，而是有些煽情，叫《股票的生命在於流動》。
幾天以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就將靜安申請開放股票市場的報告批復下來。 據時任靜安營業部經理的黃貴顯回憶，當時江澤民在會上說了這樣一句令人難忘的話：“為什麼改革的人會遇到那麼多麻煩？為什麼就不能對他們寬鬆一些？”
1986年9月26日，由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營業部變身而來的靜安證券業務部開業了。
選擇這一天，黃貴顯、胡瑞荃可謂用心良苦。 靜安證券業務部的五個人，誰都沒有操作過股票交易，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選在9月26日開業，因為9月28日是星期日，可以加班解決之前兩天產生的問題。 9月29日、30日再營業兩天后又是國慶節，又可以加班解決問題。
從早上7時起，許多市民就在南京西路1806號門口排隊。 9時開盤，盤上只有飛樂和延中兩隻股票。 到下午四時半收盤時，飛樂音響以55元6角的價格成交700股，延中實業以54元的價格成交840股。 成交金額85280元。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股票交易就這麼開始了。 小小的櫃檯交易被評為“1986年全國十大經濟新聞”之一。
這個小小的櫃檯引起了世界範圍的關注。 除了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菲爾霖，倫敦證券交易所的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也來了。 他送給靜安證券營業部經理黃貴顯一幅畫，後面寫了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的一句話：“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海歸”的倡議
當中國的證券交易還只是生於靜安證券業務部的“毫末”之際，大洋彼岸的美國，一批留學美國的青年學者已經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這棵“參天大樹”下，設想著中國證券市場的“合抱之木”了。
1988年4月，留美學者王波明和高西慶帶著《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從紐約華爾街回到了北京。
正是“出國熱”、“留學熱”方興未艾的時候，這兩位在美國已經功成名就的青年學者選擇回國一時成了新聞。 當年的《經濟日報》曾對二人進行了專訪。 那篇文章這樣報導：
今年三十四歲的高西慶同學就讀於杜克大學，專攻貿易法，後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該校法學博士學位。 目前他在紐約華爾街一家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年薪八萬美元……
王波明同學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該校獲得了國際金融碩士學位，今年三十一歲，現在華爾街的紐約股票交易所實習，年薪四萬美元……
當談到回國後的打算時，他表示回國後想先寫本書，介紹一下外國的股票市場，然後到一個研究經濟金融政策的部門去工作，同時在大學裡兼兩門課。
王波明和高西慶相識於華爾街，他們組織了一個中國旅美商學會，成員主要是攻讀商科的學生，人才濟濟。 在華爾街里耳濡目染，這些青年學者對建立證券交易市場躍躍欲試，稱自己是“促進中國證券發展委員會”，熱情倡議建立資本市場。
王波明和高西慶事先就預料到了建設中國證券市場的艱難。 兩人都沒拿已經唾手可得的美國綠卡，自絕後路。 高西慶回國後去首都經貿大學當了教授，而王波明則當了一段時間的“北漂”。 兩人一人一輛自行車，在各大部委和大型企業間四方遊說。
王波明曾這樣回顧那段日子：“人往往是被預期所驅使，開始想得難點好。我和高西慶約定，如果五年以後乾不成，我們就一個去修自行車，一個去賣包子。”
這當然是句玩笑。 王波明、高西慶這兩個證券市場的專業人士和倡導者很快被起用。
1988年9月8日，“金融體制改革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籌備研討會”在北京万壽賓館召開，王波明、高西慶受邀參會。
那次會議囊括了中國經濟界最有實權的機構，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計委、體改委、人行、財政部、外經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還有數家中字號的信託投資公司。 會議的發起者之一，是時任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的王岐山。 在座的，還有諸多後來中國金融業的風雲人物，比如現在的人民銀行行長、時任外經貿部部長助理的周小川，首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時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的劉鴻儒……
“時至今日，我覺得創建中國證券市場的序幕可以說是從萬壽賓館會議正式拉開的。”王波明說。 那次會議的最大成果，就是會後編寫的《關於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 中國證券業結構的整體框架就此勾勒出來。
國務院給出了開創中國證券市場的路線圖：先由基層自發研究，然後變自發為國家有組織地研究和籌劃。 這在後來被稱為“民間推動，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等9家“中字號”公司各出資50萬元，組建“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的民間推動力量。 這也就是後來被中國股市先行者們津津樂道的“聯辦”。
中國的證券市場最初設想是在北京，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建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的事被擱置了。 不過，“聯辦”的設想不久後就在滬、深兩地開花結果。
搭上浦東開發的車
1989年12月2日，身兼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朱鎔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金融改革會議。那次會上，朱鎔基拍板確定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並由交通銀行董事長李祥瑞、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和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聖組成三人籌建小組。
後來，李祥瑞在一篇文章中回憶了朱鎔基和他們幾個人一段有意思的對話：
會上，朱鎔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 他說，自他來上海後，一直在抓財政，但收效不大，他認為要調整部署，應從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證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資銀行。
朱鎔基講完，他就先問我：“老李，你看怎麼樣？”
我回答說：“主要是政治上的風險。”心裡想，不要幹革命四十年，最後在這上面跌一跤。
朱鎔基又轉過頭去，問龔浩成：“老龔，你看怎麼樣？”
龔浩成說：“我覺得老李說的政治風險不是沒有的。即使不存在政治風險，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業實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家股票上市，才能搞證券交易所。”
這時朱鎔基對我和龔浩成兩人說：“你們兩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劉鴻儒負責。你們兩位還在第二線呢。”
劉鴻儒時任央行副行長，被朱鎔基專門請到上海參加了那次會議。 劉鴻儒把“聯辦”介紹給了朱鎔基：“北京有撥年輕人，就是搞證券交易所的。”朱鎔基說：“好啊，把他們請來，我給他們解決戶口。”
1990年1月份，王波明、高西慶等人開始著手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工作。 之後的兩三個月裡，他們又跑到深圳參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籌備。
李祥瑞所說的政治風險並非杞人憂天。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毫無經驗可學，而“股票”、“股份制”這些明顯的資本主義“舶來品”，讓很多人“談虎色變”。 股份制與私有製劃上了等號，股票、股份制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特有之物，為社會主義所不容。 從1984年出現股票之後，中國的股市便在姓“資”姓“社”的爭論中艱難起步，跌宕前行，一次次觸碰著傳統觀念的禁區。 爭論一直伴隨著中國股市。
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爭論也愈演愈烈。 1990年年初，這場爭論上升到了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的層面。 被指為姓“資”的一個焦點，就是“主張把國有資產分割成股份賣給個人，劃為私有”，“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
開辦證券交易所，無疑是對股票交易進行了現實確認，很容易就被扣上了“把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大帽子。
但是爭論並不能阻止證券交易的出現。
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已在全國推開，早期的股票交易已經在靜安證券業務部這樣的櫃檯開始，甚至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私下交易、黑市交易。 而國庫券、債券等證券的交易已經如火如荼。 到1988年，全國61個大中城市開放了國庫券流通市場，1989年全國有100多個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機構開辦了國庫券轉讓業務，1990年全國累計發行各種有價證券2100多億元，累計轉讓交易額318億元，中介機構網點達到1600多家。
而在這一期間，一個精明的上海人，由於抓住了各地國庫券之間的價差所帶來的機會，幾乎一夜之間就從工廠的倉庫保管員變成了富翁。 他叫楊懷定，更多人稱他為楊百萬。
改革開放的進程已經使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成為大勢所趨。
彼時，籌建證券交易所的還有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窗口的深圳，深圳的腳步一度邁得比上海還要急。 但最終是上海在兩地的證券交易所競跑中佔了先。 這也在情理之中，上海有著許多無法比擬的天然優勢。
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金融城市。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後，上海金融制度改革也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同步發展，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也進行得最為充分。 上海已經出現了4家證券公司。 最早進行股票交易的靜安證券業務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已經有7隻股票上市交易，並編制了一個像模像樣的“靜安指數”。
更為關鍵的是，上海在1990年迎來了浦東開發的空前機遇。 浦東新區被設定為中國金融的核心區，在開發之初就扮演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和機制率先試點的角色，由此也拉開了我國更高層次、更大範圍改革開放的序幕。
上海證券交易所被列入了浦東開發大計，並得到了中央批准。 但上海籌建證券交易所卻一直保持著低調。
1990年春，朱鎔基訪問美國、新加坡等地，在抵達最後一站香港時，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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