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桿箱世代 打敗郭台銘 作者：吳挺鋒 出處：天下雜誌 449期 2010/06 新一代中國農民工不想當候鳥，他們嚮往城市生活，不再滿足於低廉的工資。這波提高工資的轉型大潮，台商必須及早因應。 | |
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一直是個「不老之城」，城市人口常年保持在二十六歲上下。她的青春永駐祕方，靠的是一張張從內陸農村到這兒打工的稚嫩臉孔，攢夠了錢便回鄉改善家計，如此循環不已。 但值得注意的是，總數高達兩億兩千萬，散落沿海城市的中國農民工已經進入到「九○後」的世代交替階段。「以前是候鳥，現在變成了過客，」長期關注農民工子弟處境的ＮＧＯ組織──中國滋根促進會幹部于魯平，在研究報告裡道盡了兩代差異。這也意味中國勞工，已經進入到從量變到質變的新階段。 第一代農民工，指的是六、七○年代出生，八、九○年代到沿海城市打工的人們。之所以是候鳥，是這些人離鄉不離土、進廠不進城，省吃儉用匯款回去，最後歸宿還是想回到農村老家。八○年代的老三件──「自行車、縫紉機、手錶」；九○年代的「新三件」──彩色電視、冰箱、洗衣機，都是這群候鳥貢獻給農村的「戰利品」。 「拉桿箱世代」農民工 但在世紀之交進入就業市場，被稱為「九○後」的第二代農民工，則是去了土味，徹底離農。男男女女不斷在各城市、各工廠流轉，除了尋覓更好的機會，也想順道「見見世面」。這種過客般的身影也被稱為「拉桿箱世代」。一位華東的台商人資主管描述，「他們拉著一個拉桿箱來報到，裡頭放著足夠生活的衣物，輕輕便便，其他東西來了再買，心態就像拉著皮箱要去旅遊一樣。」 「拉桿箱世代」教育程度較高，至少有初中程度，並且也接受了城市的消費文化。老三件、新三件被網吧、手機、筆電等新的消費支出取代，而且都是為了自己的當下需要。 「一個月約兩千四的薪資，多半花光，沒什麼存錢，也沒啥機會寄回山西老家，」一位「拉桿箱世代」說著自己的收支，展現出「只需、只想為自己而活」的新一代大陸勞工特色。 但要進廠也要進城的「拉桿箱世代」，卻面臨了極大的認同分裂。不同於「候鳥」總會歸巢，在戶籍制度限制下的「拉桿箱世代」，卻連自己究竟是工人、還是農民都不清楚，不時充滿了疑惑與掙扎。 「兩代農民工都有痛苦，」曾經以田野研究調查農民工，香港理工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說。在她的研究裡，第一代農民工經常在睡覺時「尖叫、作惡夢」，他們的精神壓力也很大。 但第二代農民工在城鄉之間進退失據，加上低廉的工資無法切合城市生活需要，故衍生了憤怒與絕望這兩種情緒。潘毅解釋，「憤怒的工人就像本田罷工，要求加薪；若是絕望，則像富士康工人那樣跳樓自殺。」 中國國家統計局指出，過去三十多年來，農村收入雖然因改革開放而大幅提升，但主要收入來源卻是靠進城務工的匯款。這意味了城市化的發展，讓單純靠農活維生變得不易。 此外，上一代進城打過工的父母，也曉得待農村就代表「沒出息」，想方設法要下一代留在城市討生活，希望他們未來能過體面一點的生活。 賺錢不只為貼補農村家用 于魯平也發現，兩代農民工的打工心態，已經從「經濟型」轉為「生活型」。這意味了在第二代農民工眼中，工資水平的「合理性」，不再只是為了「貼補農村家用」，而必須是夠讓他們在城市裡生活下去。因此，潘毅預測，「你想想，珠三角城市的物價和台灣差不多，但基本薪資卻差那麼多，當然存在著調薪的空間。此外，由於企業過去都是在很低的薪資起點進行競爭，未來可以調薪的幅度將很可觀。」 「提高勞工薪資水平未必不好，中國如果想從貿易大國，轉變成貿易強國，還是得轉變靠廉價勞工優勢搞出口的體質，」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處副處長吳福成接著說，「未來要看台商能不能也跟著蛻變，如果能在環境、勞工各方面，都符合企業社會責任（ＣＳＲ），反而更有勝出機會。否則就會面臨被淘汰的厄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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