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威脅論——三部曲之一- 日誌- 白萬綱- 創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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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國有69家企業榮登2011年《財富》雜誌 世界500強榜單以後，全球對中國的看法即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當然這些劇烈的變化背後，事實上是一種一直在演進的言論——“中國威脅論”，逐步轉而成為“央企威脅論”。這些央企威脅論的觀點恰恰是來自於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成為他們對中國企業貼上的一個新標籤。西方如何威脅我們的？他們使用了什麼手法？央企又處在怎樣的國際環境下，如何去應對？均是本文要揭示的內容。央企究竟威脅誰了？西方對於中國國內及國際的壓制、干預、阻撓體現在哪些層面，他們的策略是什麼？如何應對本文也要給予中肯的建議。央企還能夠威脅誰？本文又將央企威脅論涉及到的主要企業，尤其是今年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逐一的進行央企威脅論的剖析，逐一的提出見解和看法。央企威脅論之一必須主動管理和最大化的應對央企威脅論
一、一種看法及利益同盟迅速形成
最近我們注意到，自從中國有69家企業榮登2011年《財富》雜誌 世界500強榜單以後，全球對中國的看法即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當然這些劇烈的變化背後，事實上是一種一直在演進的言論——“中國威脅論”，逐步轉而成為“央企威脅論”。
此次中國69家企業（內地61家）成為世界500強，僅次於美國，超過了日本，既是代表中國體制（或者國際上流行的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成功，更被視為是央企財團、央企系之間，通過一種基於計劃經濟、人造經濟的複雜的合謀，而形成的超企業競爭優勢的成功。
這些央企威脅論的觀點恰恰是來自於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成為他們對中國企業貼上的一個新標籤。
上回美國眾議院的訪華團來到中國，本來中國意在向他們解釋，想讓他們親眼看到：所謂的推動中國匯率改革，壓迫人民幣升值等等問題背後，是資源鏈條上巨大的不平等---中國犧牲了資源與環境，扭曲了基礎資源與原材料的定價體系，犧牲了勞動力資源，來補貼美國人的生活。
但是這次訪問造成的一個負面後果是，這些議員們驚訝地發現，人民幣幣值可能被低估的背後可能是更可怕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政府通過種種手段，交易、補貼、安排特殊貸款、政策保駕護航等手段，形成了所謂的央企超企業競爭力。
他們進一步認為，中國壓制了外國企業在華運營的競爭力，包括政府採購、准入制度、經營政策等等，都在有意無意製造門檻。他們還認為中國在國際的大手筆併購，其實背後仍然是國家力量在發揮作用。他們帶著有色眼鏡看待央企（甚至也包括省屬企業，中國民企也被籠統的視為與中國政府有密切關係）在第一、二、三世界當中，大量地併購資源、企業與技術，從之前的高科技、製造業，到現在的資源型併購。
外國媒體、政要一致認為，這種在政策掩護下的超企業競爭行為，可能是西方自由經濟的最大威脅。
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基米特稱，由於中國經濟飛速增長，政府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500強企業勢必將繼續增多。
讓整個西方企業不安的是，中國許多進榜企業都是國企，尤其是央企（國企中更特殊的一個群體，相當於軍隊當中的特種兵部隊）尤其是進入《財富》500強前十名的三家中國企業--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和中國國家電網。深入的動搖了西方的管理與經營信心。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佈雷納德指出，美國認為，中國應“取消一系列為國企提供低息貸款渠道的金融管控”，這讓中國私企和外國競爭者處於劣勢。
美國副國務卿霍馬茨近期發表演講稱：“不應由美國來質疑其他國家成立國企是否明智。但如果其與美國企業之間的競爭環境不公平，這的確令美方擔憂。”他列出中國等國家的國有企業在爭奪市場份額時所利用的“眾多優勢”----賦稅低、規範少、保護國內市場或優先接觸國內政府採購市場，人為提高了國有企業的規模經濟，降低其運營成本，提高其銷售，促使其能投資新科技，以提高國內外競爭優勢。
美國商會和服務產業聯盟發表聯合報告稱：“世界經濟出現新動態，威脅美國企業和工人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動搖美國市場經濟核心信念。”這兩家商業組織抱怨稱，中國和其它國家對國企的政策優惠很多，補貼力度也很大。“目前還沒有妥善有效的國際法規，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中美商會官員近日表示，中國國有企業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美國政府應該將注意力從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移開，轉向中國國內那些不利於美國企業同中國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的市場准入壁壘。
報導引述中美商會主席狄安華的話稱，在電動車、清潔能源和高鐵等領域，中國製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業。他說，中國國企向全球擴張，現在不僅在中國國內、甚至在海外的商業競爭中，都可以擊敗美國企業。美國商會顧問、安可顧問公司分析師麥克雷格稱，美國將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是“危險的”，讓中國在其他“更傷害美國企業的工業政策”上免受懲罰。
奧巴馬政府還在敦促經合組織（OECD）維持“競爭中立”框架，以確保政府扶持企業在與私企競爭中不會享有不公平優勢。
美國眾議院5月25日經口頭表決通過一項新修正案規定：一切歸中國政府所有或隸屬於中國政府的企業，都被禁止向美國提供國防用品，美國國防部長必須在放棄這一禁令前15天向國會提交報告。
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近日在「全球經濟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現在到美國的投資，幾乎全部被否決，只有私營企業的投資有些還得到同意，只要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一律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
這種觀點在世界500強排行榜出爐以後，更加顯現，藉由西方的議會政治、媒體政治，轉而把這種觀點通過民意壓力、輿論壓力，迅速 地成為了政府行動指南以及立法基礎。
二、西方對我們軍事上的包圍與顯性的遏製手法告一段落
之前我們最擔心的，我們所顧慮的，以美國為核心的若干國家聯盟，以及以美國為背後操縱者的代理者集團，對中國形成C型包圍環，以及製造了中國周邊國家的發展噪音來羈絆中國。
這種遏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軍事力量上的威懾和壓榨，各種試探性的對中國底限的擠壓和挑釁。
第二，提升中國周邊國家防務能力，進而牽扯中國的注意力，進而分散中國一心一意進行經濟建設的能力和決心。
第三，通過不斷製造地區噪音，來階段性地使得中國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政策調整和被動出台各種局部應對策略，從而打亂中國經濟發展的節奏和連貫性。
我們儘管小心翼翼地處理這種所謂的因中國威脅論帶來的發展上的波折，盡可能化解各種因意見，因周邊以鄰為壑的防範心理帶來對我們發展可能的影響。
同時，中國一方面在用防務上積極強化，同時又保持低調的聲音，看似矛盾的二個行為，在輿論和實力兩條線上分別和西方的軍事力量和傳媒力量進行一個很有趣的陰陽結合的博弈。
這種長期、多種手段綜合應用的遏制中國的手法已經把中國與世界未來的體制衝突揭示的非常清晰。
但美國最近這次的幾乎的債務違約，大大傷害了美國的領導力，令美國已經幾乎完成的C型包圍環，和四周歡迎美國重返亞洲的各種歡呼聲，美國初步樹立起來的道義領袖地位，甚囂塵上的一強多極的格局略有減弱，客觀上降低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聲調。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西方利用嫻熟的政治操作，利用嫻熟的課題生成能力，幾乎在轉瞬之間，將中國威脅論，轉化成了央企威脅論。
三、西方操弄央企威脅論的種種手法
第一，利用各種手段，從資源、農業、原材料、專利，乃至貨幣供給，國際金融秩序的操縱，來遙相呼應地打亂中國經濟的發展節奏。
之前的面對中國威脅論的嫻熟的操作，現在已經逐步地轉化為對“中國看得見的手”——央企的一種遏制，把之前用於對付中國一個政治經濟宣傳手段，逐步地分而置之地用之於中國央企。
第二點，會動用類似《反壟斷法》的力量和立法，併購合約的審批程序、拖延和阻止、反對併購對象的背景審查，以及設定諸多的併購以後的政策門檻等手段，打亂以及阻撓中國企業在海外可能的併購。
我們可以想見，從今年開始，央企的海外併購之路，資源、技術獲取之路會變得艱難----在非洲的基於國家戰略的資源獲取；在歐洲的基於歐洲經濟衰落的，高科技企業、金融企業的獲取；以及在北美的可能意義上的重工業企業的獲取，會受到極大程度的阻礙。第三，通過所謂道義力量，傳媒霸權，突顯中國企業運營過程當中，尤其是央企運營過程當中的非市場化的領域，將之放大、上升成為對正常企業的欺凌，和對西方經濟的侵略，從而營造一個惡劣的中國央企發展和國際化拓展環境。
第四，要求中國加強、加快金融市場開放，中國政府採購市場開放，中國對西方企業實現全面國民化待遇乃至超國民化待遇等等方面的輿論的營造和壓力的營造。
第五，藉由貿易順差所產生的國民情緒反彈，以及國內政治力量，對中國的出口行為、匯率行為，以及央企的海外行為，包括中國國家層面的文化傳播行為(孔子學院，各國的中國文化週)，以及對非洲的援助行為，進行打壓、異化、妖魔化，從而營造環境的不穩定。
四、中國央企的國際化背景
從中國來看，央企的國際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走的一條路。原因如下：
1.是保障與國際間深度交往，強化互信，互信融入，保障和平的必然。
2.是獲取國家發展的必備的資源，技術，裝備，先進理念，文化的必然。
3.是通過國際大分工，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大化，經營，多贏局面追求的必然
4.是中國企業學習先進管理技術，運籌全球資源，造福於東道國的必須。
5.是加深國與國的交往，互為福祉的必然。也是我們開放市場後的必然要做的補償性設計。
6.是適應國際化競爭的本質已經成為產業鏈之間的競爭，生態鏈系統的競爭的必然。
7.通過積極的經濟往來，創造就業的必須。
8.引領國內相關產業鏈升級，發揮領頭羊效應的必然。
9.是深度嵌入國際大供應鏈，嵌入國際技術標準體系的必然。
10.是改變中國低端產業鏈分工，通過逐步擁有國際產業鏈條的某些端點，向國際產業鏈高端發展的必由之途。
11.是適應國際化分工，規模化經營的必須。
12.十二，央企的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為國家意志落地有形的手，去執行國家的能源戰略、防務戰略、資源戰略。包括具體的用這有形的手，去進行事實上的結盟活動，協助那些事實上與中國站在統一陣營的若干國家的經濟紐帶的建設。
我們的央企的走出去，事實上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探索過程。
第一個階段，我們鼓勵央企貿易國際化，學習日本式的綜合性商社。第二個階段，我們鼓勵生產彼岸化，生產佈局國際化。第三個階段，我們鼓勵建立國際化的營銷網絡與品牌。第四個階段，我們終於發現國際化的本質是要進行國際資源整合，在全球高度上，在不同地區整合當地高優質自然，技術及管理資源，全球佈局導致形成多個相對優勢的集結。第五階段，我們逐步地看清一個事實，原來成功的國際化都是在國家貿易制度，產業製度，外交制度，軍事制度，文化製度的整體安排下，有序地，有規劃地，以國家的文化與外交為引領，以防務為依托，以國家的貨幣政策，國家的金融制度為主線的一種群體組織行為，甚至往往是在政府幫助之下，是一個國家的國家行為。
當我們終於洞悉了這一點，看清國際化的實質時，先發的歐美國家已經決心不給我們太大的發揮空間和超越的可能，一種基於體制的排斥和默契的一致行動，隨即轉化為強大的環環相扣的對中國企業的傾斜、拒絕、壓榨和反彈。
五、如何應對央企威脅論
作為中資企業，如何在央企威脅論即將成為事實的大背景下，進行相對具相而穩健的操作呢？我們有如下建議。
第一，豎起風險管理的大旗不倒，緊密注意把央企威脅論作為我們風險管理裡面的一個重要的維度，通過對東道國的選擇，對東道國政治文化環境的選擇，來有效管理央企威脅論。
西方經過數百年的資本主義制度建設以後，老牌企業帝國已逐步形成，但凡國際上的資源高地、技術高地、市場高地，老牌企業通過實業資本加金融資本加商業資本，三輪運轉，已經將優勢資源吃乾榨光，中資企業現在到全球去，只能到政治不穩定、環境惡劣、基礎條件差、工業配套設施落後以及專制政府等等特殊環境當中去，或錢權交易非常嚴重，政府效率低，貪腐相對嚴重地區或國家發展，所以如何樹起央企威脅論的針對性的風險管理大旗，在這樣一些特殊國家中，踩好點、布好局，是我們的第一個關注點。
第二，在發達國家裡面，我們依然要努力去獲取可能獲取的資源，儘管由此形成的路非常漫長，但是我們要學習日韓企業在國際化當中的有效的經驗和手法，努力地去構建龐大的友善人脈，從院外說客集團、利益遊說集團，以及東道國的大型企業與我們之間所建立的利益共同體，包括重磅級政治人物、政治交往團體的構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央企威脅論對我們的衝擊，儘管可能不是根本性的一個解決方案。
第三點，給央企的國際化提了一個巨大的醒，如何低調地在當地市場化的進行，盡可能地不把央企的超企業競爭的特色帶到國際上去，至少是不要明顯地帶到國際上去，恐怕是央企國際化的一個重大考量。
第四，央企如何轉型，以財團的身份，隱藏在若干市場化公司的背後，以央企特有的能力，成為強勢出資人，來推動旗下若干與境外公司的合資公司，以及利用“跟投”國際產業基金與投行等手段，與國際公司之間形成跳雙人舞乃至集體舞的能力。
第五，如何通過我們對國際局勢的把握，利用輪動式國際化手法——在歐美國家陷入到相對低谷時期，把握跨國併購的戰略機遇期，形成我們進入該國的高峰，而在該國經濟高潮時期，形成我們退出的高峰的這樣一個衝浪式國際化。
第六，中國國企，尤其是央企領導人，如何在國際上建立自己的聲望，如何在國際層面上形成自己的聲音、理論、觀點、提法，從而彰顯中國思考，彰顯中國對市場的認知，從個人魅力、個人的人性等維度，形成一定意義上對央企人性的再認知，形成軟性的友善環境。
第七，對央企來講，下一步的國際化，如何形成與中國的民企之間的友善聯盟，央企不擅長做，不方便做的，是否可以由中國民企去做，中國民企不方便做，不能做的，是否央企可以搭一把手。
第八，在下一步發展過程當中，如何做到我們和我們的周邊的友善國家之間，和我們國際上的友善國家之間，形成一個普遍的泛聯盟機制，合作機制。然後同非友善國家之間，形成相對市場化、貿易化的一個界面。在友善國家之間，推動資源有序流動、產業轉移等行為，而在非友善國家之間，主要推動自由貿易、中國優勢產品的出口，以及戰略性物資和產品的進口。
第九，在下一步發展過程當中，能否與中國的非友善國家之間，通過利益聯盟的建立，合資公司的建設，形成相對強大的進入能力，尤其是積極介入到該國的非國計民生產業的持有、運營。
第十，能否充分利用中國央企特有優勢，比如說在電動車聯盟等方面---以中國市場為大實驗場，通過強大的統一協調能力，綜合設計十六家主要聯盟企業之間的合作與協作關係，跳代發展，跳過這一代機械汽車總成技術，直接在電動車總成技術上形成若干中國獨有能力，因為該標準是舉一國之 力，綜合形成，其他國家根本不可能有這種能力和作為，從而形成向國際上強大的出口能力，進而超越純機械汽車技術。最終，以該項特有技術的形成來構造中國產品與技術優勢，形成中國吸引力。
我們主張中國企業應該積極使用這一模式，在若干重點技術上形成突破，形成中國出口裝備、項目、技術，一攬子解決方案強項。中國的國際化不能一直簡單地是個低端技術的基礎之上的國際化，必須有一些國際上缺少的，國際上不能或難以形成的能力和產品。
從全球來看的話，中國的高鐵、電動汽車和大飛機，有可能是以超大國家體量，以整個國家為實驗場，以整個國家的計劃經濟能力，調動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並且形成真正意義上國際標準的一個絕佳的機會。當然這完全看中國的決心，以及央企能不能在這方面形成共識和合力。
第十一，未來，中國政府在國際化貿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必須依託與中國企業，尤其央企的國際化，而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必須得到政府貿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的話，央企威脅論最終可能會形成國際上對中國央企的一個綜合的遏制行為，通過掐斷中國若干有形的手，最終遏制和使中國經濟失去活力。
央企如何在這樣一個大包圍當中有效突圍，恐怕是下一步國資委層面、專家學者層面、政府層面、中介結構層面，以及當事央企的領導層，央企海外公司層面，央企戰略發展投資層面，共同思考的一個大問題。
第十二，我們必須進一步釐清，央企大量的海外併購的失效，海外資產投資管控的無序，低效國際化背後，到底有哪些因素，政治籌碼佔有多少比重，人為因素、決策成分佔了多少，操作成分佔了多少，操作成分佔了多少。在接下來的新一波的挑戰下的國際化，是否應該有更新的思考的介入，更新的手段的介入。
從長線來考量，我們不應簡單的認為，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面，我們還具體地要通過中國在國際上的資源佈局，主動地調整我們的出口數量，主動調整國內的原材料定價，理順自然資源定價，把已經扭曲的定價調整回來，犧牲一部分出口數量，提高出口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嚥下自己過於鼓勵出口所造成的產能過剩的苦果。
在消化產能過剩過程當中，積極將中國的軍工市場、電力市場、鐵路市場、基礎建設市場，大批量地向民營企業開放，進而消化這部分過剩產業轉移可能對政府形成的壓力，從而以內養外，以穩定的內部，形成向對外擴張的能力。
第十三，我們要思考中國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要進行大的調整與變化，把中國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的舊認識轉變為外交是中國與國際關係的設計中心，而內政是為之服務的一種新認識。
中國與國際各大經濟體、政治體之間的交往形態，要發生大的變化，不能簡單商業利益化，也不能完全不顧及對方的價值觀和體制與我們的長期利益。
六、做好央企威脅論的持久戰準備
我們預言：
第一，下一步,西方會形成很多針對性的操作、立法、潛規則的設計，勢必會形成對中國的主權基金，央企的一股強大反彈力量。
第二，西方勢必會在央企所生產的產品，所出口的產品，所進行的主要業務上，對中國進行多層面的施壓，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非正常市場競爭行為的壓制。
第三，西方一定會用各種政治力量，督促中國在使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前提之下，進一步弱化中國央企的超市場行為。
第四，中國目前已經喊出來的央企整體上市等等行為，國資委最終成為若干央企的持股人，等等行為，事實上已經在呼應西方這種壓力，是想一定程度上緩解彼方之壓力。但從根本上來說，滿足不了西方步步為營，圖窮匕現，無止境的地對中國央企的，事實上是對中國經濟能力、政治能力的遏制意圖。我們必須看清楚，我們的提法和實際操作之間，到底應該形成怎樣的夾角，我們的提法是不是真的應該落實成那個樣子，應該拿央企怎麼辦。
第五，長遠來看，中國的國際化，勢必是以中國新價值觀的形成，中國在國際上更新的角色的積極的建設為依託的。不可能簡單通過企業這個局部因素國際化的成功，來拉升中國這個系統在國際上的地位。
中國在國際上的力量、關係，價值觀的建設，包括重新解釋中國模式，重新解釋中國與西方的體制差異及未來體制的走向。才是中國企業國際化成功的前提條件。
對以上問題的持續關注，主動管理恐怕才是這一波央企威脅論的真正的消解之途、解決之道、化解之門、理順之法以及四兩撥千斤的一個按鈕。
最近我們注意到，自從中國有69家企業榮登2011年《財富》雜誌 世界500強榜單以後，全球對中國的看法即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當然這些劇烈的變化背後，事實上是一種一直在演進的言論——“中國威脅論”，逐步轉而成為“央企威脅論”。
此次中國69家企業（內地61家）成為世界500強，僅次於美國，超過了日本，既是代表中國體制（或者國際上流行的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成功，更被視為是央企財團、央企系之間，通過一種基於計劃經濟、人造經濟的複雜的合謀，而形成的超企業競爭優勢的成功。
這些央企威脅論的觀點恰恰是來自於歐美主要發達經濟體，成為他們對中國企業貼上的一個新標籤。
上回美國眾議院的訪華團來到中國，本來中國意在向他們解釋，想讓他們親眼看到：所謂的推動中國匯率改革，壓迫人民幣升值等等問題背後，是資源鏈條上巨大的不平等---中國犧牲了資源與環境，扭曲了基礎資源與原材料的定價體系，犧牲了勞動力資源，來補貼美國人的生活。
但是這次訪問造成的一個負面後果是，這些議員們驚訝地發現，人民幣幣值可能被低估的背後可能是更可怕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政府通過種種手段，交易、補貼、安排特殊貸款、政策保駕護航等手段，形成了所謂的央企超企業競爭力。
他們進一步認為，中國壓制了外國企業在華運營的競爭力，包括政府採購、准入制度、經營政策等等，都在有意無意製造門檻。他們還認為中國在國際的大手筆併購，其實背後仍然是國家力量在發揮作用。他們帶著有色眼鏡看待央企（甚至也包括省屬企業，中國民企也被籠統的視為與中國政府有密切關係）在第一、二、三世界當中，大量地併購資源、企業與技術，從之前的高科技、製造業，到現在的資源型併購。
外國媒體、政要一致認為，這種在政策掩護下的超企業競爭行為，可能是西方自由經濟的最大威脅。
美國財政部前副部長基米特稱，由於中國經濟飛速增長，政府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500強企業勢必將繼續增多。
讓整個西方企業不安的是，中國許多進榜企業都是國企，尤其是央企（國企中更特殊的一個群體，相當於軍隊當中的特種兵部隊）尤其是進入《財富》500強前十名的三家中國企業--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和中國國家電網。深入的動搖了西方的管理與經營信心。
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佈雷納德指出，美國認為，中國應“取消一系列為國企提供低息貸款渠道的金融管控”，這讓中國私企和外國競爭者處於劣勢。
美國副國務卿霍馬茨近期發表演講稱：“不應由美國來質疑其他國家成立國企是否明智。但如果其與美國企業之間的競爭環境不公平，這的確令美方擔憂。”他列出中國等國家的國有企業在爭奪市場份額時所利用的“眾多優勢”----賦稅低、規範少、保護國內市場或優先接觸國內政府採購市場，人為提高了國有企業的規模經濟，降低其運營成本，提高其銷售，促使其能投資新科技，以提高國內外競爭優勢。
美國商會和服務產業聯盟發表聯合報告稱：“世界經濟出現新動態，威脅美國企業和工人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動搖美國市場經濟核心信念。”這兩家商業組織抱怨稱，中國和其它國家對國企的政策優惠很多，補貼力度也很大。“目前還沒有妥善有效的國際法規，能夠解決這一問題。”
中美商會官員近日表示，中國國有企業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美國政府應該將注意力從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移開，轉向中國國內那些不利於美國企業同中國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的市場准入壁壘。
報導引述中美商會主席狄安華的話稱，在電動車、清潔能源和高鐵等領域，中國製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業。他說，中國國企向全球擴張，現在不僅在中國國內、甚至在海外的商業競爭中，都可以擊敗美國企業。美國商會顧問、安可顧問公司分析師麥克雷格稱，美國將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是“危險的”，讓中國在其他“更傷害美國企業的工業政策”上免受懲罰。
奧巴馬政府還在敦促經合組織（OECD）維持“競爭中立”框架，以確保政府扶持企業在與私企競爭中不會享有不公平優勢。
美國眾議院5月25日經口頭表決通過一項新修正案規定：一切歸中國政府所有或隸屬於中國政府的企業，都被禁止向美國提供國防用品，美國國防部長必須在放棄這一禁令前15天向國會提交報告。
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近日在「全球經濟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現在到美國的投資，幾乎全部被否決，只有私營企業的投資有些還得到同意，只要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一律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
這種觀點在世界500強排行榜出爐以後，更加顯現，藉由西方的議會政治、媒體政治，轉而把這種觀點通過民意壓力、輿論壓力，迅速 地成為了政府行動指南以及立法基礎。
二、西方對我們軍事上的包圍與顯性的遏製手法告一段落
之前我們最擔心的，我們所顧慮的，以美國為核心的若干國家聯盟，以及以美國為背後操縱者的代理者集團，對中國形成C型包圍環，以及製造了中國周邊國家的發展噪音來羈絆中國。
這種遏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軍事力量上的威懾和壓榨，各種試探性的對中國底限的擠壓和挑釁。
第二，提升中國周邊國家防務能力，進而牽扯中國的注意力，進而分散中國一心一意進行經濟建設的能力和決心。
第三，通過不斷製造地區噪音，來階段性地使得中國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政策調整和被動出台各種局部應對策略，從而打亂中國經濟發展的節奏和連貫性。
我們儘管小心翼翼地處理這種所謂的因中國威脅論帶來的發展上的波折，盡可能化解各種因意見，因周邊以鄰為壑的防範心理帶來對我們發展可能的影響。
同時，中國一方面在用防務上積極強化，同時又保持低調的聲音，看似矛盾的二個行為，在輿論和實力兩條線上分別和西方的軍事力量和傳媒力量進行一個很有趣的陰陽結合的博弈。
這種長期、多種手段綜合應用的遏制中國的手法已經把中國與世界未來的體制衝突揭示的非常清晰。
但美國最近這次的幾乎的債務違約，大大傷害了美國的領導力，令美國已經幾乎完成的C型包圍環，和四周歡迎美國重返亞洲的各種歡呼聲，美國初步樹立起來的道義領袖地位，甚囂塵上的一強多極的格局略有減弱，客觀上降低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聲調。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西方利用嫻熟的政治操作，利用嫻熟的課題生成能力，幾乎在轉瞬之間，將中國威脅論，轉化成了央企威脅論。
三、西方操弄央企威脅論的種種手法
第一，利用各種手段，從資源、農業、原材料、專利，乃至貨幣供給，國際金融秩序的操縱，來遙相呼應地打亂中國經濟的發展節奏。
之前的面對中國威脅論的嫻熟的操作，現在已經逐步地轉化為對“中國看得見的手”——央企的一種遏制，把之前用於對付中國一個政治經濟宣傳手段，逐步地分而置之地用之於中國央企。
第二點，會動用類似《反壟斷法》的力量和立法，併購合約的審批程序、拖延和阻止、反對併購對象的背景審查，以及設定諸多的併購以後的政策門檻等手段，打亂以及阻撓中國企業在海外可能的併購。
我們可以想見，從今年開始，央企的海外併購之路，資源、技術獲取之路會變得艱難----在非洲的基於國家戰略的資源獲取；在歐洲的基於歐洲經濟衰落的，高科技企業、金融企業的獲取；以及在北美的可能意義上的重工業企業的獲取，會受到極大程度的阻礙。第三，通過所謂道義力量，傳媒霸權，突顯中國企業運營過程當中，尤其是央企運營過程當中的非市場化的領域，將之放大、上升成為對正常企業的欺凌，和對西方經濟的侵略，從而營造一個惡劣的中國央企發展和國際化拓展環境。
第四，要求中國加強、加快金融市場開放，中國政府採購市場開放，中國對西方企業實現全面國民化待遇乃至超國民化待遇等等方面的輿論的營造和壓力的營造。
第五，藉由貿易順差所產生的國民情緒反彈，以及國內政治力量，對中國的出口行為、匯率行為，以及央企的海外行為，包括中國國家層面的文化傳播行為(孔子學院，各國的中國文化週)，以及對非洲的援助行為，進行打壓、異化、妖魔化，從而營造環境的不穩定。
四、中國央企的國際化背景
從中國來看，央企的國際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得不走的一條路。原因如下：
1.是保障與國際間深度交往，強化互信，互信融入，保障和平的必然。
2.是獲取國家發展的必備的資源，技術，裝備，先進理念，文化的必然。
3.是通過國際大分工，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大化，經營，多贏局面追求的必然
4.是中國企業學習先進管理技術，運籌全球資源，造福於東道國的必須。
5.是加深國與國的交往，互為福祉的必然。也是我們開放市場後的必然要做的補償性設計。
6.是適應國際化競爭的本質已經成為產業鏈之間的競爭，生態鏈系統的競爭的必然。
7.通過積極的經濟往來，創造就業的必須。
8.引領國內相關產業鏈升級，發揮領頭羊效應的必然。
9.是深度嵌入國際大供應鏈，嵌入國際技術標準體系的必然。
10.是改變中國低端產業鏈分工，通過逐步擁有國際產業鏈條的某些端點，向國際產業鏈高端發展的必由之途。
11.是適應國際化分工，規模化經營的必須。
12.十二，央企的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為國家意志落地有形的手，去執行國家的能源戰略、防務戰略、資源戰略。包括具體的用這有形的手，去進行事實上的結盟活動，協助那些事實上與中國站在統一陣營的若干國家的經濟紐帶的建設。
我們的央企的走出去，事實上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探索過程。
第一個階段，我們鼓勵央企貿易國際化，學習日本式的綜合性商社。第二個階段，我們鼓勵生產彼岸化，生產佈局國際化。第三個階段，我們鼓勵建立國際化的營銷網絡與品牌。第四個階段，我們終於發現國際化的本質是要進行國際資源整合，在全球高度上，在不同地區整合當地高優質自然，技術及管理資源，全球佈局導致形成多個相對優勢的集結。第五階段，我們逐步地看清一個事實，原來成功的國際化都是在國家貿易制度，產業製度，外交制度，軍事制度，文化製度的整體安排下，有序地，有規劃地，以國家的文化與外交為引領，以防務為依托，以國家的貨幣政策，國家的金融制度為主線的一種群體組織行為，甚至往往是在政府幫助之下，是一個國家的國家行為。
當我們終於洞悉了這一點，看清國際化的實質時，先發的歐美國家已經決心不給我們太大的發揮空間和超越的可能，一種基於體制的排斥和默契的一致行動，隨即轉化為強大的環環相扣的對中國企業的傾斜、拒絕、壓榨和反彈。
五、如何應對央企威脅論
作為中資企業，如何在央企威脅論即將成為事實的大背景下，進行相對具相而穩健的操作呢？我們有如下建議。
第一，豎起風險管理的大旗不倒，緊密注意把央企威脅論作為我們風險管理裡面的一個重要的維度，通過對東道國的選擇，對東道國政治文化環境的選擇，來有效管理央企威脅論。
西方經過數百年的資本主義制度建設以後，老牌企業帝國已逐步形成，但凡國際上的資源高地、技術高地、市場高地，老牌企業通過實業資本加金融資本加商業資本，三輪運轉，已經將優勢資源吃乾榨光，中資企業現在到全球去，只能到政治不穩定、環境惡劣、基礎條件差、工業配套設施落後以及專制政府等等特殊環境當中去，或錢權交易非常嚴重，政府效率低，貪腐相對嚴重地區或國家發展，所以如何樹起央企威脅論的針對性的風險管理大旗，在這樣一些特殊國家中，踩好點、布好局，是我們的第一個關注點。
第二，在發達國家裡面，我們依然要努力去獲取可能獲取的資源，儘管由此形成的路非常漫長，但是我們要學習日韓企業在國際化當中的有效的經驗和手法，努力地去構建龐大的友善人脈，從院外說客集團、利益遊說集團，以及東道國的大型企業與我們之間所建立的利益共同體，包括重磅級政治人物、政治交往團體的構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央企威脅論對我們的衝擊，儘管可能不是根本性的一個解決方案。
第三點，給央企的國際化提了一個巨大的醒，如何低調地在當地市場化的進行，盡可能地不把央企的超企業競爭的特色帶到國際上去，至少是不要明顯地帶到國際上去，恐怕是央企國際化的一個重大考量。
第四，央企如何轉型，以財團的身份，隱藏在若干市場化公司的背後，以央企特有的能力，成為強勢出資人，來推動旗下若干與境外公司的合資公司，以及利用“跟投”國際產業基金與投行等手段，與國際公司之間形成跳雙人舞乃至集體舞的能力。
第五，如何通過我們對國際局勢的把握，利用輪動式國際化手法——在歐美國家陷入到相對低谷時期，把握跨國併購的戰略機遇期，形成我們進入該國的高峰，而在該國經濟高潮時期，形成我們退出的高峰的這樣一個衝浪式國際化。
第六，中國國企，尤其是央企領導人，如何在國際上建立自己的聲望，如何在國際層面上形成自己的聲音、理論、觀點、提法，從而彰顯中國思考，彰顯中國對市場的認知，從個人魅力、個人的人性等維度，形成一定意義上對央企人性的再認知，形成軟性的友善環境。
第七，對央企來講，下一步的國際化，如何形成與中國的民企之間的友善聯盟，央企不擅長做，不方便做的，是否可以由中國民企去做，中國民企不方便做，不能做的，是否央企可以搭一把手。
第八，在下一步發展過程當中，如何做到我們和我們的周邊的友善國家之間，和我們國際上的友善國家之間，形成一個普遍的泛聯盟機制，合作機制。然後同非友善國家之間，形成相對市場化、貿易化的一個界面。在友善國家之間，推動資源有序流動、產業轉移等行為，而在非友善國家之間，主要推動自由貿易、中國優勢產品的出口，以及戰略性物資和產品的進口。
第九，在下一步發展過程當中，能否與中國的非友善國家之間，通過利益聯盟的建立，合資公司的建設，形成相對強大的進入能力，尤其是積極介入到該國的非國計民生產業的持有、運營。
第十，能否充分利用中國央企特有優勢，比如說在電動車聯盟等方面---以中國市場為大實驗場，通過強大的統一協調能力，綜合設計十六家主要聯盟企業之間的合作與協作關係，跳代發展，跳過這一代機械汽車總成技術，直接在電動車總成技術上形成若干中國獨有能力，因為該標準是舉一國之 力，綜合形成，其他國家根本不可能有這種能力和作為，從而形成向國際上強大的出口能力，進而超越純機械汽車技術。最終，以該項特有技術的形成來構造中國產品與技術優勢，形成中國吸引力。
我們主張中國企業應該積極使用這一模式，在若干重點技術上形成突破，形成中國出口裝備、項目、技術，一攬子解決方案強項。中國的國際化不能一直簡單地是個低端技術的基礎之上的國際化，必須有一些國際上缺少的，國際上不能或難以形成的能力和產品。
從全球來看的話，中國的高鐵、電動汽車和大飛機，有可能是以超大國家體量，以整個國家為實驗場，以整個國家的計劃經濟能力，調動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並且形成真正意義上國際標準的一個絕佳的機會。當然這完全看中國的決心，以及央企能不能在這方面形成共識和合力。
第十一，未來，中國政府在國際化貿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必須依託與中國企業，尤其央企的國際化，而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必須得到政府貿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的話，央企威脅論最終可能會形成國際上對中國央企的一個綜合的遏制行為，通過掐斷中國若干有形的手，最終遏制和使中國經濟失去活力。
央企如何在這樣一個大包圍當中有效突圍，恐怕是下一步國資委層面、專家學者層面、政府層面、中介結構層面，以及當事央企的領導層，央企海外公司層面，央企戰略發展投資層面，共同思考的一個大問題。
第十二，我們必須進一步釐清，央企大量的海外併購的失效，海外資產投資管控的無序，低效國際化背後，到底有哪些因素，政治籌碼佔有多少比重，人為因素、決策成分佔了多少，操作成分佔了多少，操作成分佔了多少。在接下來的新一波的挑戰下的國際化，是否應該有更新的思考的介入，更新的手段的介入。
從長線來考量，我們不應簡單的認為，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面，我們還具體地要通過中國在國際上的資源佈局，主動地調整我們的出口數量，主動調整國內的原材料定價，理順自然資源定價，把已經扭曲的定價調整回來，犧牲一部分出口數量，提高出口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嚥下自己過於鼓勵出口所造成的產能過剩的苦果。
在消化產能過剩過程當中，積極將中國的軍工市場、電力市場、鐵路市場、基礎建設市場，大批量地向民營企業開放，進而消化這部分過剩產業轉移可能對政府形成的壓力，從而以內養外，以穩定的內部，形成向對外擴張的能力。
第十三，我們要思考中國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要進行大的調整與變化，把中國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的舊認識轉變為外交是中國與國際關係的設計中心，而內政是為之服務的一種新認識。
中國與國際各大經濟體、政治體之間的交往形態，要發生大的變化，不能簡單商業利益化，也不能完全不顧及對方的價值觀和體制與我們的長期利益。
六、做好央企威脅論的持久戰準備
我們預言：
第一，下一步,西方會形成很多針對性的操作、立法、潛規則的設計，勢必會形成對中國的主權基金，央企的一股強大反彈力量。
第二，西方勢必會在央企所生產的產品，所出口的產品，所進行的主要業務上，對中國進行多層面的施壓，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非正常市場競爭行為的壓制。
第三，西方一定會用各種政治力量，督促中國在使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前提之下，進一步弱化中國央企的超市場行為。
第四，中國目前已經喊出來的央企整體上市等等行為，國資委最終成為若干央企的持股人，等等行為，事實上已經在呼應西方這種壓力，是想一定程度上緩解彼方之壓力。但從根本上來說，滿足不了西方步步為營，圖窮匕現，無止境的地對中國央企的，事實上是對中國經濟能力、政治能力的遏制意圖。我們必須看清楚，我們的提法和實際操作之間，到底應該形成怎樣的夾角，我們的提法是不是真的應該落實成那個樣子，應該拿央企怎麼辦。
第五，長遠來看，中國的國際化，勢必是以中國新價值觀的形成，中國在國際上更新的角色的積極的建設為依託的。不可能簡單通過企業這個局部因素國際化的成功，來拉升中國這個系統在國際上的地位。
中國在國際上的力量、關係，價值觀的建設，包括重新解釋中國模式，重新解釋中國與西方的體制差異及未來體制的走向。才是中國企業國際化成功的前提條件。
對以上問題的持續關注，主動管理恐怕才是這一波央企威脅論的真正的消解之途、解決之道、化解之門、理順之法以及四兩撥千斤的一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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